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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专栏
杜云生:开展非遗调查研究的意义、内容和方法
发布日期:2015-12-11 12:28:38    点击次数:2362

 

在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是一项新事业和新课题。近年来,政府、学界积极开展非遗调查研究,探索确立了一些有益的保护理念、保护方式,推动非遗保护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随着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往的一些理念、机制、方式需要适时调整以顺应非遗保护新常态,为保护实践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

一、调查研究的意义

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制定政策、推进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也就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思路和措施。

(一)摸清底数,建立台帐。只有调查才能了解非遗的基本情况,包括非遗的主要类别和形态、资源蕴藏、流布地域、传承脉络、流变传播情况,才能了解承载非遗知识技艺的讲述者、传承者、表演者的情况,才能了解非遗项目的各种作品、技艺以及民间信仰、岁时节庆、祭典仪式、风俗习惯等民俗事象。通过充分调查,我们就能研究论证一个地区、某个或某类项目保护的规划、计划,以及在整个社会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非遗传承发展的定位和路径,建立一套完备清晰的工作台帐。

    (二)发现问题,研究策略。按照非遗“在发展中传承、在开放中保护、在创新中培育、在包容中涵养、在传播中弘扬”的要求,研究考量保护工作的理念制度举措在实施过程中,是否符合非遗自身衍变规律、是否符合时代要求、是否符合群众意愿,修订或制定保护策略,使非遗内在的精神价值得到传承和弘扬。

    (三)厘清认识,正本清源。非遗保护思想性、专业性强,一是涉及门类多,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竞技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大类。二是涉及学科多,包括了艺术学、美学、社会学、文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哲学、建筑学、天文学、设计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众多学术领域。三是非遗是分层次的,生活层面表现为传统手艺为提供用品用具等生活必要物,精神层面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精神情感、价值观念、社会规范、道德伦理等,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与上层建筑有着必然的关系,在社会、民族和国家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非遗这种自身特点的多样性、复杂性,也会带来思想认识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终归需加强研究,着眼主流,达成共识。

    二、调查研究的内容

    非遗的研究是多门类、多学科、多层面的。近年来,政府、学界乃至传承人都做了大量并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在学术和实践方面积极互动,研究活动和工作开展都呈现出蓬勃繁荣的局面,有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了保护措施、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综合当前工作现状,本人以为应在以下六个方面予以关注。

    (一)非遗的基本范畴研究。包括概念内涵、种类范围、主要特点等,这些大多虽已有定论或公论,比如非遗的概念、种类范围以及其三个主要特点“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都已写入《非遗法》。但似仍需商榷。比如,中国古圣先贤的思想,“天人合一”、“合而不同”、“仁者爱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言必信,行必果”等等,虽然找不到特定的传承人,但践行这种思想的人无疑就是承载者,正如中国的传统节日可以说人人是传承人一样。而且这种思想也是“活态”的,几千年传承从未间断,而且在当今社会仍有蓬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同时,传统的种植养殖技艺尚未纳入非遗保护,而列入了农业遗产。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很多农牧渔业积累形成了诸多有历史、有科学、有区域特点的系统完整的种植养殖经验技艺、生产工具、生产制度、农耕信仰、特色品种等,从非遗角度关照农耕文明的传承保护刻不容缓。同时,今天是明天的历史,从发展的视角看,一些社会新风新俗、新的文化样式以及对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有积极影响的知识、技艺、技术,也需给予关注。此外,非遗还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特点,刘魁立先生还提出了非遗具有“可共享性”和“基质本真性”的特点,并在学界得到广泛认同。

    (二)非遗的民间信仰研究。由于生产力的落后,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先人们往往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有一种虔诚的信奉与尊重,并形成了包括神祖鬼信仰、家祭民祭官祭、自然宇宙象征等在内的信仰体系。这种信仰大多体现在带有祭祀性质的民俗文化活动中,或多或少地也融入到歌舞表演、时序节庆以及传统美术作品之中。非遗项目的这种精神信仰恰恰是项目的精神内核和价值所在,包括了人们朴素的、基本的观念评判,也是项目保护传承弘扬的重点。在项目保护过程中,应该在调查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和认识这种精神价值,并按照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原则,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体现非遗精神价值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促进具有民间信仰属性和元素的非遗得以延续和传承。在对待民间信仰上,不能用“精华”、“糟粕”二元论的标准去判断其价值的是非曲直。一方面,切忌罔用封建迷信的标准,民间信仰在本质上与封建迷信有本质上的区别,基于对“真善美”简单、朴素认识上的民间信仰或俗信,不能随意加上封建迷信的标签。另一方面,断然冒用先进文化的标准。文化没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具有时代性,不能完全用当代的标准去权衡从历史上一路走来的民间信仰,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按照《非遗法》第四条规定的是否“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符合标准的民间信仰项目就值得传承和弘扬。

    (三)非遗的价值属性研究。随着工作的深入,对非遗价值的认识和考量成为保护文化遗产的出发点。因为只有梳理清了非遗蕴含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才能从文化本元意义上认识非遗对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作用,也才能从工作层面明确保护的对象和方式。不同于所谓的“阳春白雪”的上层文化一直以来被官方所记载,并作为制度文化延续至今,作为“下里巴人”的非遗的传承千百年来则存在于艺人的心脑当中,少有文本记录,对于其价值的研究更为贫乏。概括地讲,非遗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其历史价值是指该遗产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是当时历史的具体、真实的见证,是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文化价值是指该遗产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审美意识和艺术创造性;其科学价值是指该遗产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至于不同非遗项目体现何种价值,则需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学理认定,讲解好传统文化形式的表达内容,阐释好传统文化积淀的民族精神追求。在价值评判的基础上,坚持科学扬弃、古为今用,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四)非遗的传承机制研究。不同于文物的“静态”保护管理,非遗最大的特征是“活态”传承发展。非遗具有“生命力”,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民族精神的“DNA”,是以人为载体得以延续的。千百年来,非遗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浪淘沙,完全依赖个体行为进行自然性传承,能够流传至今难能可贵。然而,面对现代化、城镇化进程,当前非遗在传承机制上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生态环境恶化;人员青黄不接、行当不齐,有人亡艺息的危险;生存的物质基础脆弱,经济供养乏力;囿于僵化式继承,发展创新不足等。如何既尊重非遗承载者的文化权益,又履行发展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探索建立灵活多样的传承机制,激活其生命活力和人的文化创造力,是传承人、政府、社会共同的历史担当。传承机制的研究,一是着眼于传承人自身,遵循自然传承规律,鼓励其勇于文化担当,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社会传承等形式,毫无保留地传授其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同时,相信“高手在民间”,提高传承人的文化自觉性和文化创造力,鼓励传承人探索有效的传承方式。二是着眼于政府的责任,研究如何通过政府的行政、法律、财政、技术措施,实现政府保障非遗传承传播的责任,建立制度化的非遗传承机制。同时,政府还要通过政策法规,指导、引导和监督非遗保护与传承、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保证过程呈现一种良性机制。三是着眼于社会参与机制,研究文化志愿者组织建设、教育培训机制建设以及大众传媒平台建设等。以期在整个社会培育涵养文化自觉和文化生态,为非遗传承激发内在活力,创造外部条件。

(五)非遗的保护方式研究。非遗保护是一项全新事业,无更多经验可循,保护方式基本上是在前行中探索。当前已采取的主要保护方式有:针对非遗项目生存濒危和缺少资料的状况,采取了抢救性保护方式,通过文字、音像等手段完整地记录整理项目情况;针对传统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能够直接生产产品进入市场流通、销售的特点,采取了生产性保护方式;针对非遗与其环境关联的特点,开展了整体性保护方式,实施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创建活动等。这些方式实际上也在动态的验证、修正和改进,同时新的理念和措施也在付诸实践。无论哪种方式,都是如何处理保护传承与自身发展、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的关系,在发展中保传承、在传承中促发展,避免“保护性破坏”和“破坏性保护”。当前,我认为,应加强以下三种方式的研究思考:一是档案性保护方式,对非遗项目现有的实物资料、技艺、各类作品、传承人、相关自然和人文环境情况等建立文本档案、实物资料档案、数字化档案。特别是要研究制订数字化信息采集的操作规范和技术标准,信息存储、浏览和网络平台的开发,开展数字化抢救记录,对每一个项目要进行完整的、全景式、海量资料的数字化记录保存;二是生活性保护方式,相对于传统手工艺类项目的生产性保护,对于表演类、民间文学类、民俗类的项目,应使非遗回归生活,让非遗的“供给”与人们的“需求”呈现良性互动,成为人们日常的一种生活方式。为此,应从民俗文化生态建设的角度进行研究,首先是营造民俗生活“软环境”,通过各种渠道传播非遗的文化传统,包括活动的形式内容、意义价值,培厚非遗依存的土壤,倡导人们体验参与,并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其次是恢复民俗生活“硬设施”,研究出台非遗传统设施、场所、区域的建设保护规划和政策,如古戏台、传统庙会、书场、寺庙、道观、祠堂、亭台楼阁、广场、传统村落或其他传统的表演传习场地等。第三是激活民俗生活的“内动力”,坚持在传承中发展,增强非遗的适应性和吸引力,使其在现代纷繁多样的文化样式中能够枯树生花、生机无限;三是“非遗+”保护方式,“非遗+”更大意义上是一种理念的转变,即突破非遗传统的模式,运用跨界融合、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手段,让非遗的创作、传播、消费等更加多元和充满活力,更加融入现代生活。

    (六)非遗的流变规律研究。非遗具有流变的特征,它总是随着历史时间的延续和地域空间的传播,在形式和内容上呈现出不断的流传变化,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但这种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研究把握这种规律,就能正确地认识、传承和弘扬非遗。从时间上看,非遗的流变主要表现为内在特质的变化,这种特质是非遗的精神基因,其变化基本“恒定”,一般不受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影响,即便表现形式有变化,这种形式也是因循“特质”的需要而变化的。从空间上看,非遗的流变表现为一种“点、线、圈”的地理分布,因为战争、移民、人口自然流动、经贸文化交流等,非遗的传播往往呈现出一些地点、一条线路或是一个文化圈,非遗在空间传播过程中,与不同地点的语言、文化、习俗、观念、艺术等交流碰撞、借鉴融合,必然与原产地的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内在“特质”一般也不会有根本上的变化。表现为点的,如分布于内蒙古、云南玉溪通海县的蒙古文化,分布于南方的客家文化;表现为线路的,如太行山东麓沿线的星罗棋布的各类社火,因经贸和交通的勃兴而形成的丝路文化、运河文化、茶马古道文化,因文化交流而因循人员迁移轨迹在我国和日本形成的徐福文化;表现为文化圈的,如以地方言语表述为依存的地方戏,以及因特定活动地点和共同信仰而形成的民俗活动,如辐射冀晋豫三地的涉县女娲祭典。

    三、调查研究的方法

    正确的理论源于科学的调查和研究。非遗关联门类和学科的多样性、关乎大众生活和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关系精神价值和意识形态的特殊性,都要求非遗调查研究应有科学的方法。

    (一)参考文献与参与观察法,把握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善于掌握、运用前人对非遗的文献记载和学术成果,用来指导当前非遗的研究。同时,研究人员还应注重实地现场的调查,要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表演、表现、仪式过程和生产生活场景中进行调查。除了收集一手的资料信息,掌握研究对象内部情况外,还要把参与观察法作为一种完整的研究方法,要有调查提纲、物质(记录设备、调查表等)准备、规程步骤、问题思考、调查报告,此外要特别注意调查地的风俗禁忌和注意事项等。

    (二)价值取向与问题导向法,把握好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非遗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这些资源集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要把具有重要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优秀非遗的价值研究作为重点和主线,深入挖掘非遗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努力实现非遗精神价值的传承与弘扬。同时,要树立问题导向思维,把影响制约非遗保护发展的主要问题,作为提高认识、推进工作的突破口,增强调查研究的针对性和应用性。

(三)大处着眼与小处着手法,把握好宏观和微观的关系。非遗研究要有宏观视角和战略思维,将其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维护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认识,在思想层面研究其在“五位一体”,特别是生态文明中的意义和作用;在学术层面研究其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以及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在工作层面研究非遗保护传承的制度体系、法规政策,研究有利于传承文化基因、彰显文化生命力的文化生态的构建策略。同时,非遗研究也要涉及到个案保护、传承机制、技术运用、文化创意、知识产权等具体工作,并在实践工作中量化分析,总结规律,为宏观研究提供素材。